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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研究生发论文的困难与出路《研究生法学》携手大佬新秀给

发布日期:2022-01-14 23:23   来源:未知   阅读:

  制砂设备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公司有望迎来腾,原标题:【实录】研究生发论文的困难与出路《研究生法学》携手大佬新秀给你支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感谢方流芳老师、刘桂明老师、袁方主编能在百忙之中参加此次活动!

  《研究生法学》与《法大研究生》都是中国政法大学所创办的学生自办刊物。从创办至今,《研究生法学》已经走过了31年时光,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培养层次和培养方式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今年,全国将毕业820万名研究生,这种培养规模在31年前根本无法想象。如今,分类培养体制也早就了研究生培养类型的多样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学校都应当思考,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应该如何进行?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每个学校都有适合自身特点的方案。中国政法大学就是通过创办研究生自办刊物来提高研究生整体学术能力。

  今年,中国政法大学被列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件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拔尖创新研究生人才培养是学校一流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培育研究生学术能力,支持学生自办学术刊物已经列为学校一流学科建设的举措之一。不论学校还是研究生院,都高度重视学生自办刊物,希望通过这项改革措施整体提升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如果站在研究生培养的高度看待学生自办刊物,它就不仅是研究生自我提高与学校强化培养过程中的一般环节,更是为社会培养一流学术人才与创新人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为了真正发挥这样的功能,学生自办刊物需要总结过往的经验,探索、思考如何能够越来越好。

  想办好一份学生自办的学术刊物非常艰难。最近几年,《研究生法学》与《法大研究生》在办刊过程中就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学生们学习任务很多、学业压力也很大,如何在此基础上使其能够做好学术刊物的办刊任务?刊物的出刊周期也可能会与学校的校历安排发生冲突,如何才能协调好时间使刊物保质保量定期出版? 相对而言,学生对于规则、制度和体制的安排都比较陌生,缺乏对制度和体制的整体认识,这就导致编辑部内部存在新老交替、博士与硕士之间的配合与协调问题。这些困难都需要想办法克服。

  我相信,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政法大学所面临的困难,而是各个学校都在面临的困境。对于这些问题,我校提倡、鼓励编辑部进行自治管理,也希望两个编辑部都能够做好自治管理工作。同时,为了促进学生自办刊物的发展,研究生院会做好服务工作,服务好《研究生法学》《法大研究生》两个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持续的资金保障。

  关于学生自办刊物的未来发展,我想提出我个人的观点。这就是,学生编辑需要坚持学术良心,建立并运作良好的办刊机制,刊登真正符合标准的优良学术成果,进而将其出版与学界分享。我希望,包括《研究生法学》《法大研究生》在内的各个学生自办刊物,能够寻求自办刊物创新与突破,把自办刊物办得越来越好。

  每一代人都希望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但我认为,任何突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在坚持学术道德、妥善处理办刊体制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进,那就是一种进步。我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积累,既能够实现刊物质量的突破,也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良的“法律评论人”。

  大家好!我是《北律评论》的主编刘思艺。非常感谢《研究生法学》编辑部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与各兄弟期刊一同分享经验、交流困难,同时聆听各位前辈的指点。

  首先,我想简要介绍下《北律评论》的概况。当年,方流芳教授从哈佛留学归来后,曾在北京大学介绍《哈佛法律评论》的办刊情况。随后,北学院的一些学生开始创办《北律评论》,从创办至今,《北律评论》已经开办了19年。每一届编委会的规模都控制在12人到17人,专业背景基本涵盖各个法学学科。

  编辑部的招聘活动分为三大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对应聘者进行非常严格的学术背景审查,第二个环节是审核应聘者的审稿和校对能力,第三个环节是面试考察,以此确保每一位新入职的编辑都具有学术热情、学术鉴赏能力、责任心以及充足的工作时间。本科生和低年级硕士生通常先担任一到两年的助理编辑,之后再担任编辑。编辑的任期通常是两年,根据情况有时会增加半年的过渡期。编辑部向编辑发放编辑手册,通过手册规定编辑的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需要特别说明,编辑部规定编辑在其任期内以及任期结束后两年内不得在《北律评论》上发表文章。

  其次,我想介绍一下编辑部的工作模式。在审稿流程方面,收稿编辑每两周统计、汇总一次公共邮箱所收到的稿件,然后分派给相关领域的编辑进行初审。如果初审编辑认为稿件适合发表,可以将其提交到两周一次的编辑部例会上供不同专业方向的编辑们讨论。经讨论通过的文章将送交外审专家评审。这样,编辑部可以经过收稿、初审、外审三步流程筛选确定合格的稿件。在采稿标准方面,编辑部始终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入选的文章必须是一篇法学学术论文,且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以及创新之处。无论是在研究范式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文章必须为学术研究作出一定贡献。

  当编辑部决定采用某篇文章后,会对文章进行三轮校对。先由编辑进行一校和二校,再由主编统一校对该期所有文章,以保证校对规范的一致性。编辑部会向编辑发放校对手册,手册会根据编辑校对工作中反馈的问题定期进行调整更新。

  最后,我想谈谈办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刊物与作者的关系问题。《北律评论》目前的优质稿源仍不充足。以今年9月为例,编辑部共收稿39篇,但通过初审的稿件只有4篇。也就是说,稿件虽然数量多,但整体质量不佳。在刊物评级、成果考核、毕业要求等大环境下,老师和学生都面临很大的科研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自办刊物的约稿困难,也很少会有作者愿意主动使用高质量的稿件向此类刊物投稿。我认为,这是学生自办期刊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编辑部与学院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编辑部是由学生开展各项工作;另一方面,编辑部又是以学院的名义对外出版刊物。那么,学院应该在哪些方面以及多大程度上支持编辑部的工作?编辑部与学院之间又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长久且有效的沟通机制?目前,《北律评论》编辑部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编辑部与出版社的关系问题。《北律评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有交到出版社的稿件都已经过编辑部三轮校对。但是,出版社收稿后还要再进行初审、复审、终审及调审四道程序。每道程序都由一位出版社编辑负责。在此过程中,出版社会对全书进行完整的实质审查。这会给编辑部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出版周期会大幅延长。每一名出版社编辑都要完整审查刊物内容,这种程序过于苛刻。编辑部编辑的主动性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编辑部的稿件决定权受到了限制。在实质审查标准下,出版社有可能会拒绝出版编辑部已经决定录用的稿件。作为学生,我们对这一现状略感无力。所以,编辑部也很希望借鉴各兄弟期刊的经验,找到与出版社进行协调沟通的方法。

  所幸,《北律评论》编辑部的成员都有着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精神。编辑部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家好,我是《人律评论》的副主编李展硕。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法学》编辑部的邀请!我想介绍的内容是《人评》编辑部的构成、审稿流程以及办刊特色。希望能够与各兄弟刊物交流经验,共同进步。

  首先,我介绍一下编辑部的构成。目前,《人律评论》编辑部设有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和实习编辑。主编兼管英文刊与中文刊,下设中文刊副主编与英文刊副主编。中文刊的每个专业方向都设有一名责任编辑。其中英语比较好的中文刊编辑再担任英文刊的责任编辑。实习编辑主要是由人学院的硕士生构成,主要负责校对工作。

  其次,我介绍一下编辑部的工作模式。在审稿流程方面,目前,编辑部会对来稿进行三审。先由一名基础编辑统一负责收稿,再分发给各个专业方向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初审稿件后,会形成初审意见书。副主编会对稿件和初审意见书进行确认。如有不同意见,副主编会另行出具复审意见书。如果通过初审和复审,稿件会进入到外审流程。外审通过后稿件会进入编委会的终审。

  在审稿标准上,《人律评论》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章在学术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第二,文章在具体内容与材料方面是否具有新颖性与创新性;第三,文章在内容逻辑方面是否存在衔接问题。第四,文章存在哪些不足。这些都是编辑们在审稿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内容,也是初审意见书中要写明的具体内容。编辑部也在官网上公布了这些要求。

  再次,我介绍一下《人律评论》的特色。目前,3+1模式是《人评》最为显著的特色。这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实行的一种模式,所谓的3+1就是每年推出三期中文刊和一期英文刊。编辑部会从中文刊中挑选比较好的文章,邀请作者进行翻译,然后再在英文刊上发表。

  最后,我要谈谈编辑部所遇到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也是各个兄弟刊物也会遇到的问题,这就是稿源问题。实际上,《人律评论》近一半的稿件都是由责任编辑约稿而来。但是,对于刊物发展来说,稿件来源应该大部分来自投稿。就目前的投稿质量来说,达成这种目标仍然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开设专题的时候,很难依靠投稿形成一个专题。

  另外,英文刊的发展方向也是编辑部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英文刊的发展还必须依靠中文刊。这不利于在未来实现国际化的目标。编辑部对此情况也是非常困惑,希望能在此方面得到大家的建议。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编辑部的邀请!我是《清华法律评论》的主编陈文涛,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各位友刊学习办刊经验,也希望能够得到几位老师的指点。与《北律评论》和《人律评论》不同,《清华法评》不是C刊。这也意味着《清华法评》会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编辑部在办刊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可谓是步履维艰。

  首先,我介绍一下《清华法律评论》编辑部的组织结构。目前,包括主编与副主编在内,编辑部共有18位专职编辑,4位助理编辑,涵盖各个专业学科。编辑部会面向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行招聘。招聘分为书面筛选与面试两部分。通常,助理编辑来自本科生、审稿编辑来自硕士生和博士生。新编辑入职后要经历六个月的实习期,之后基本都可以转正。

  其次,我介绍一下《清华法律评论》的审稿机制。突出审稿的公正性是《清华法评》的特点。作者把稿件投到公共邮箱后,由助理编辑进行匿名处理,再把稿件分给相应专业的责任编辑进行审稿。责任编辑拥有很大的决定权。责任编辑审稿后可以提出三种审稿意见。第一种是不通过,稿件会退回给作者。第二种是修改后通过,编辑会联系作者进行修改。第三种是直接通过,这是去年开始使用的审稿意见。以往反复修改稿件再通过的形式往往会挫伤作者的投稿热情,也导致审稿周期过长。因此,从今年开始,编辑部要求编辑们尽量减少使用修改后通过的审稿意见,对于好的文章直接通过,对于质量一般的文章直接不通过。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并不周全,因此也希望各位能分享一些有益的经验。

  通过一审的稿件由主编汇总后会送交外审。《清华法评》的外审专家通常是清华法学院的老师。通常,外审的周期会比较长。老师工作比较繁忙,很难保证审稿时间,导致外审的周期很难把握。外审的结果也分为三种,分别是通过、不通过和修改通过。我们会把外审意见反馈给作者。如果是修改后通过,那么在作者修改之后,编辑部会将稿件再次送给外审专家。如果修改合格,那么稿件通过外审。

  外审通过后会进行三审。三审是由编委会统一审稿。编辑们会讨论每篇稿件,如果同意采纳,稿件就可以刊发。

  以上就是编辑部所采用的审稿流程。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流程。在审稿过程中,审稿编辑与作者之间没有沟通,任何沟通事宜都由助理编辑负责。编辑部以此保证审稿的匿名性与公正性。但是,这种模式也确实导致效率下降。不知道各位在工作中对此问题有无解决办法。

  最后,我谈谈编辑部面临的实际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稿源问题。如果作为C刊的《北律评论》和《人律评论》都面临稿源问题,那么《清华法律评论》的稿源问题更加严重。在最近定稿的一期文章中,只有一篇是经过审稿通过后录用的文章,其他都是通过约稿获得的稿件。有的时候,负责一审的责任编辑品位比较高,会把大部分稿件退稿,主编不能干预。当稿源不足时,编辑部就只能去约稿。我认为,作为学生刊物,应该多刊发学生投稿的稿件,而非选择向已经成名的老师约稿。面对约稿而来的稿件,学生编辑缺乏审稿的自主性,很难使其得到锻炼。审核、修改、刊发学生投来的稿件,更能提高学生编辑的能力。

  当然,作为目前正在努力获得C刊资格的刊物,编辑部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编辑认为如果要进入C刊范围,就应该多去约稿,多刊发老师的文章,提高引用率。如果刊发比较多的学生文章,肯定会影响引用率,进而影响刊物获得C刊资格的可能性。

  第二个困难是学生编辑与编辑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前面也提到,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比较独立。这种性格会影响到编辑对编辑部工作的投入与热情。虽然编辑部也强调编辑应当有所付出,但实践中很难进行硬性要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编辑部不断改进、慢慢摸索。

  第三个困难是编辑部与学院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编辑部与法学院的关系都不够紧密。由于《清华法律评论》的定位是学生自办刊物,老师并不会直接干预,也很难直接了解到编辑部的困难。对于应该如何与学院进行沟通,如何从学院获得帮助,可能也需要编辑部慢慢探索。

  针对以上问题,还希望能够与各位多多沟通,希望能够多学习一些经验。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编辑代表,我是《中财法律评论》的主编朱文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活动,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向高水平刊物学习。《中财法律评论》是由中央财经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独立负责并公开出版的学术辑刊。我本人也是一名硕士生,希望能向各位学习一些办刊经验。

  我想先介绍一下《中财法律评论》的发展状况。《中财法律评论》每年出版一卷,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九卷。每卷发表15至20篇文章,总字数约为30万字。稿件录用比例约为12%。编辑部现有编辑14人,全部都是硕士生。与各兄弟期刊相比,《中财法律评论》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现在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都基于此背景。

  接下来,我想具体谈一下《中财法律评论》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在出版前几卷的过程中,编辑部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稿源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编辑部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是学习《北律评论》的每稿必复制度。所谓每稿必复,就是指对于具备基本学术价值的文章,编辑部都会向作者回复包括实质内容在内的审稿意见。从现在的实践情况来看,编辑部对90%以上的稿件都进行过回复。回复不仅指出了文章存在的问题,还给作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从第九卷到第十卷,我们的收稿数量不断上升。这也促进了质量的提升。在此期间,编辑部也收到过很多作者的试探性投稿。作者第一次投稿的质量并不是很好。在接到我们的退稿意见以后,作者发现审稿意见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对其非常尊重,便会再用更高质量的稿件投稿,而且会帮助我们进行宣传。对于此制度,编辑部计划长期执行。能够坚持执行该制度,也有赖于编辑部所有成员的工作热情。

  第二项是学习《厦律评论》公开稿件审核遴选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让所有同学都可以知道编辑部是以何种标准进行审稿,使同学们可以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前提下向《中财法律评论》投稿。通过公开稿件审读规则,让更多同学认识到编辑部的内部情况,也吸引了一定稿源。这两项措施对我们的期刊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项是学习《中山大学法律评论》接受匿名稿件。这个制度的实际效果并不好。实践中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高质量稿件的作者通常都会实名投稿。相反,往往是稿件质量比较差,甚至存在学术道德问题的稿件会使用匿名投稿方式。这也给编辑部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带来很大的阻碍。所以,从第十卷开始,编辑部取消了匿名投稿制度。

  《中财法律评论》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撤稿问题,尤其是通过初审以后的撤稿。目前,通过初审的稿件大概占来稿比例的20%。也就是说,能够通过初审的稿件已经具有不错的质量,而且编辑部也会向作者反馈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但是,在编辑部给出修改意见后,很多作者或是不愿意改,或是改完以后就另投其他刊物,最后导致撤稿。这种现象让编辑部非常困扰。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编辑部也有清楚的认识,那就是《中财法评》对稿件的质量要求和刊物本身的学术影响力之间存在落差。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只有如此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此外,《中财法律评论》也具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严格限制论文的篇幅。编辑部不会基于版面原因强制作者删改文章。第二个方面是不严格限制学科方向。只要文章具有学术贡献,《中财法评》都愿意成为发表的园地。第三个方面是编辑的素质很高。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很有耐心,审稿效率也很高。为了吸引大家投稿,编辑部的审稿期限很短,所有来稿都是在一个月内予以回复。当然,这给编辑们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好在编辑们都很有工作热情。这三方面优势使《中财法评》拥有了一大批作者。这些作者或有读博的意愿,或有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意愿。《中财法律评论》是这些作者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园地。

  对于撤稿问题,编辑部也会执行一些具体的技术性措施。例如,编辑部曾尝试和一些刊物建立联合黑名单制度。对于屡次撤稿的作者进行公示,或者不予审理、刊发此类作者的稿件。当然,这个措施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编辑部也非常希望听取各位编辑有关解决撤稿问题的建议。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法大研究生》的基本情况。与今天到场的各刊物相比,《法大研究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刊物。编辑部从2014年成立至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团队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经过发展,编辑部现有27名专职编辑,其中19人是博士研究生,编辑团队以博士研究生为主力。可以说,《法大研究生》是一个年轻的综合类刊物。基于这种现状,在审稿风格和内部构建方面,《法大研究生》都与其他法学评论类刊物具有一定的差异。

  《法大研究生》编辑部主要采取双向匿名审稿模式。收稿后由主编对稿件进行匿名处理。编辑部内部只有主编知道稿件的作者信息。之后,主编会将稿件分派给编委,再由编委分派给审稿编辑。如此一来,可以通过编委把主编与审稿编辑相互隔离,保证匿名评审环节的公平与公正。这也是《法大研究生》始终坚持的办刊原则。

  其次,我想谈一下编辑部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创办三年半的综合类期刊,《法大研究生》该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该如何给作者提供一个展现自己思想的平台?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作者是做菜的厨师,读者是吃菜的顾客,那么刊物就是传菜的服务员。刊物应当思考如何将文章的旨趣传递给读者,以及如何把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喜好反馈给作者。这也是编辑部未来计划尝试的办刊方向。对此,编辑部也希望得到各位前辈、嘉宾的指导。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对于未来办刊的思考。众所周知,很多刊物都普遍面临稿源问题。其实,稿源紧张只是问题的表现,问题的实质仍然需要反思。在我看来,稿源问题的实质在于作者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特定刊物作为展示其思想成果的平台。这又会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作者拥有更加迅速展示自己思想的平台。很多微信公众号都在推送文章,比如中国民商法律网、知产力等。这些公众号也在向作者约稿。很多专家学者也在公众号上将其最新文章展现给公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些新平台会给纸质期刊带来更大程度的冲击。我认为这是各位同仁应当深入思考问题。

  在这种冲击之下,学术刊物是否可以寻找到、把握住弯道超车的机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新平台的冲击,普通刊物与C刊是否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普通刊物能否把握这种机会?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分析。

  《法大研究生》还很年轻,编辑部的各种尝试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正是如此,《法大研究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及很强的可塑造性。编辑部也会根据刊物的发展需要继续探索。

  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编辑同仁、同学们,晚上好!我是研究生法学第三十二任主编张峰铭。非常感谢刘桂明老师、方流芳老师、袁方老师、袁钢老师、肖宝兴老师莅临指导,同时感谢各兄弟刊物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学生自办刊物发展迅速,同时,如今的办刊背景又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知识范式更新迭代,新技术迅猛发展,大变革催人奋进。作为学生刊物的参与者,工作之余,我也常常会反思,我们存在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能持续下来三十一年,未来又该走向何方。刚刚郭畅编辑讲述了一下《研究生法学》的故事,我想接着说说我们的困惑。

  《研究生法学》为双月刊,年均发稿80篇左右。作者来源遍布全国各大高校和实务部门。纯粹而专业是我们的工作信条。每一篇稿件将经历编辑初审——编辑复核——外审——审委会评议这一流程。首先,相关专业实习编辑提出书面初审意见,交由责任编辑复核,如稿件有进一步完善的价值,我们会形成书面意见后发回作者修改,作者也可回馈自己的看法,直至稿件达到要求为止;然后进入外审程序;通过外审的稿件将提交审委会讨论,确定是否录用。我们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通过文章的反复锤炼,编辑和作者双方都能获得巨大收获,提升自身学术修养。这正是学生编辑工作的价值所在。

  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一是优质稿源仍然较为稀缺。目前我们一年可能收到上千篇稿件,但是真正具备学术洞见值得进一步完善的稿件比例并不高。这导致我们的进度压力一直很大。因此,我们一直思考如何拓宽征稿渠道和方式,吸纳更多优质稿源。同时我们也发现,许多研究生缺乏学术写作的基本能力,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借助我们的平台更好服务于研究生学术教育。

  第二是关于审稿的实质问题。波斯纳教授曾经对学生刊物有一个批评。他认为学生刊物的出现是教义学成熟的结果,因为教义学相对更加技术化,共识程度较高,可以通过相应训练快速掌握评判能力。但现在已经进入交叉学科时代,研究生很难处理跨学科的稿件。我们审稿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有的稿件可能引入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进行讨论,审稿难度非常高。因此我也在想如何帮助编辑适应新的研究范式,是否要引入一些新方式加强编辑的专业能力培训。在此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和编辑同仁。

  第三是关于学术刊物如何适应网络时代的问题。如今信息获取成本非常之低,知识早已不再以纸张作为主要载体,在国外,学术刊物网络发行非常普遍。知识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多种方式传播。面对这些机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如何利用新技术最大程度实现“培育新人、繁荣学术”的价值目标?在此想请教各位老师。

  我每年都会来中国政法大学参加各类讲座和活动,但是今天的活动很特殊,也非常有特色。

  从198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始终在从事办刊工作。最早是在法律出版社参与《法律与生活》的编辑工作。我为其贡献了10年时间。此后,我又为《中国律师》贡献了12年。此后,我又主办了《青少年犯罪研究》。这是一本学术期刊,现在已经改成《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再此之后,我又主办《民主与法制》杂志。回顾这些经历,我既办过学术期刊,也办过新闻期刊。

  首先,我要特别向大家介绍《民主与法制》杂志。我是《民主与法制》第八任总编。在我国法制期刊当中,《民主与法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刊物、最大的刊物、最老的刊物。所谓“最早”是指它创刊于1979年8月。所谓“最老”是指在目前所有法制期刊与法制报刊中,《民主与法制》的创刊最早。《法制日报》创刊于1980年8月,也比它晚了一年。之所以称为“最大”,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民主与法制》就相当于90年代的《南方周末》,相当于20世纪初的《焦点访谈》,相当于现在的互联网。

  那时候,《民主与法制》很受欢迎,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主与法制》刊发一篇文章,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干部的升迁,或是引发地方制度的根本性改变。《民主与法制》的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300多万本。即使是在当下法制期刊难以突破10万大关的时代,《民主与法制》仍然能达到14万本的发行量。这对于纸质媒体来说非常不易。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与依法治国进程的见证者和推进者。

  第一个字是“评”。所谓“评”,就是评论。我想对今天我们到场发言的各位主编所主办的刊物进行评论。虽然我主办的期刊属于新闻期刊、法制期刊,而非法学期刊,但我想天下办刊的规律相差不多。所有期刊都是读物,只不过有的是学术期刊,有的是社会期刊。到场的主编中,有两家的刊物是C刊。对学术期刊与所有公开发行的刊物来说,能够被评为C刊意义非凡。

  我会从体例、格式、选题三个方面来评价一本刊物。在我刚刚浏览的三本期刊中,我最喜欢的杂志当属《北律评论》。从体例上来讲,北律评论最为完整,既有卷首语,也有后记。在阅读刊物的具体内容之前,读者可以通过卷首语知道这本刊物到底可以带来怎样的激情和理想。同时,读者也可以通过后记了解这本刊物的编纂过程,遇到过哪些难题,在编写过程中又有哪些花絮。这些都使一本刊物更加完整。当然,《北律评论》的格式也很规范、美观。对于刊物来说,不仅要体例上完整、版式上漂亮,还要选题上到位。刊物的选题要真正与学术有关,真正与发展有关,真正与时代有关。《北律评论》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征途是像样的法律评论》。我想,办一份杂志就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研究生法学》也很有特点。它和《中国法学》类似,每期都会推出一个专题。过去的期刊往往没有专题,都是一篇篇文章罗列而成。可想而知,以往的形式无法满足主编构思刊物的需求。

  《法大研究生》和《中财法律评论》也是学生主办的优秀刊物,都是借助以书代刊形式通过出版社才得以完成出版任务。这也非常不容易。

  第二个字是“说”。我要说办刊中遇到的问题。我认为,办刊主要会面临五大问题。具体来说,第一是来稿问题,第二是编稿问题,第三是审稿问题,第四是用稿问题,第五是发稿问题。

  首先,在来稿方面,要处理好内外问题。来稿既有外部的自然来稿,也有内部的约稿,所以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在编稿方面,要处理好编辑之间的左右关系。尽管编辑们的专业背景不同,各司其职,但实际上彼此是平等的左右关系。第三,在审稿方面,要处理好不同审级之间的上下关系。二审、三审以及匿名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不同地位的层级关系。第四,在用稿方面,要处理这种好差关系。好稿子自然要用,差稿子当然不用。最后,在发稿方面,要处理好快慢关系。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好与出版社的沟通问题。现在的很多刊物都是以书代刊,编辑部希望可以快一点出版。但是出版社的工作往往比较缓慢,出版速度快不起来。

  由此可见,办刊主要面临的五方面问题就是内外问题,左右问题,上下问题,好差问题和快慢问题。我认为,解决好这五大问题,刊物也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一份学术期刊,越来越像一份大学学术期刊。

  第三个字是“谈”。我要谈谈我的办刊体会。多年的办刊经验告诉我,应当思考办刊工作的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以主办新闻期刊为例,第一个问题是要考虑记者写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要考虑编者编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要考虑总编审什么。

  我认为,总编实际上要做三件事,分别是定主题、看选题、改标题。主编确定主题,肯定要跟大局有关、跟大事有关、跟大会有关、跟大家有关、跟大案有关、跟大势有关,要从时代的角度看主题。作为《民主与法制》的总编,我就需要思考,当下发生什么大事,面临什么大局。比如,司法改革就是大事,依法治国就是大局,十九大就是大会,“于欢案”“刘鑫、江歌案”就是热度很高的大案,法制发展的进程就是大势。具体来说,我为2017年第一期确定的主题是“巡回法庭”。因为,2015年诞生了两个巡回法庭,2016年12月又增加了四个巡回法庭。由此可见,“巡回法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以此为选题具有时代聚焦性。2016年我确定的主题是“司法官员辞职潮”。因为,随着司法责任制度改革的推进,出现了法官和检察官大规模辞职现象,可以用“辞职潮”描述这种现象。目前,我已经确定了2018年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关于2017年的年度盘点。这是一个多角度的年度盘点,包括立法方面的角度、案件方面的角度、未成年方面的角度,律师方面的角度、法院方面的角度、检察院方面的角度。总编确定主题后,由四个执行主编各管一期。

  选题又该如何确定呢?毫无疑问,时间、地点、人物肯定是最重要的选择。具体来说,跟人有关的选题,要因人而异;跟地有关的选题,要因地而异;跟时有关的选题,要因时而生。除此之外,还有跟事件有关的选题,跟会议有关的选题。比如,关于十九大,我们就肯定要全面做一些选题。

  在改标题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长时间从事编辑工作,自然会关注到每一个标题。我现在读报纸、杂志,尤其是新闻期刊时,会更关注标题。比如,意大利未能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后,《南方周末》拟的标题叫做“失意的世界杯”。这个标题写得很好!“失意”本来是一个词语,但是用在这里,意指没有意大利的世界杯还能叫世界杯吗?这种标题还有很多。

  第四个字是“论”。我想论研究生学术期刊的发展问题。我本人并未主办过学术期刊,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种机会。在校时期,最早的时候一个月才有一份报纸。我们会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再从第四版看到第一版。大学时我经常写诗,靠写诗挣零花钱。那时候,写一首诗或者一篇小“豆腐块”可以挣两块钱。两块钱在那个年代是很大一笔钱,我一个月就只有六块钱生活费。为了不向家里要钱,我就写稿子,一个月至少能写到两篇,挣四块钱。后来有了校报,我就从读者成为了作者,之后又变成了编者。当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了版面主编。即便如此,我还是很羡慕可以在学生时代就主办学术期刊的同学们。这种经历会成为一段历史、一段荣耀、一种辉煌。在学生时代办过期刊的人,毕业之后必成大器、必成大材。很多有影响力的名人、伟人都曾主办过刊物。回顾中国党史可以发现,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曾办过刊物。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都曾主办过刊物。又如奥巴马,他也曾办过学生期刊。所以,作为学生编辑,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作为一个外行人,我认为,关于学生应当如何主办学术期刊这个问题,应当从四个方面思考。第一,应当思考如何使学术期刊真正具备初创性。我们都知道,很多知名学者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研究生法学》等学生主办的学术期刊上。我曾担任北京市法学会《法学杂志》的编委,《法学杂志》现在津津乐道的就是曾经发过好多人的第一篇文章。例如赵秉志的第一篇文章,马怀德的第一篇文章都发在《法学杂志》上面。他们后来都成为了著名学者。我希望学生刊物能够重视初创性,能够发现这样的人,能够在学生当中发现精英和人才,能够多从学生当中找作者。

  第二,应当思考如何使刊物形成独特性。学生主办的学术期刊无法与真正的核心期刊比拼,也没有必要去进行这样的比拼。学生刊物要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格式、版式、选题、体例等方面都可以具有独特性,千万不要雷同。如果《研究生法学》《法大研究生》《政法论坛》这些刊物都一模一样,那就缺少了特色。比如,从封面、体例、标题、引言和后记等方面,都可以体现出不同刊物的独特性。

  第三,应当思考如何体现研究生学术期刊的创新性。比如,在标题方面就可以创新。我们常见的标题基本上都是同一种风格。在过去,标题当中不能含有问号,但现在,很多标题都含有问号。我也主张可以在标题中使用问号。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问号可以吸引读者。对于学生期刊来说,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创新。但是,这些做法也可能会与学术规范的要求相抵触。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要遵守学术规范。

  第四,应当思考如何体现学生办刊的结合性。我认为,学生刊物的用稿范围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在作者身份方面,应当既有师生的结合,也有校际的结合。在稿件内容方面,应当重视理论和实务的结合。以此来使刊物更加丰富多彩。我认为,《研究生法学》这类学生期刊实际上与学校里的校报非常类似,属于学术校报。此外,在互联网时代,还要把握线上和线下发布渠道的结合,积极利用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扩大文章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评学刊”“说问题”“谈办刊”“论学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我的一些办刊体会。

  主持人、刘主编、袁主编、袁老师、肖老师、各位学生主编、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这个会议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在知识产品的形成过程中,编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作者都有担任编辑或者和编辑打交道的经历。本人曾经担任过好几个杂志的编辑:第一个是《无锡医学》,我当时在中华医学会无锡分会工作,自己创办了这个刊物。现在人民大学的《法学家》杂志,以前叫做《法律学习与研究》,我也担任过编辑。在中欧法学院,我根据校方指示,创办一个英文杂志,《中欧法律评论(CELJ)》。我也承担过一些期刊的审稿任务,诸如:《中国法律前沿》(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等等。几乎每个学者都有和编辑打交道的经历。我记得第一篇稿件是发给《中国法学》的,该期刊的编辑张学春女士专业、谦虚、热情,至今记忆犹新。袁主编在办《中国法律评论》之前,也是不耻下问,专门跑来昌平交流。现在看到《中国法律评论》在三年内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也看到编辑对这个期刊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是非常用心地在做这个工作。

  有些编辑在学界是很受尊重的。一次,钱钟书先生去访问一位老编辑(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回来之后,他在《管锥编》序言写了这么两句话“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他的意思是,自己到编辑那里求教是“小叩”,编辑的反馈给自己带来“大鸣”;自己前往拜访是“虚往”,而从编辑那里回来是满载收获的“实归”。这是钱先生对编辑工作的真心赞誉。在与作者沟通的过程中,编辑有时候会给作者带来很大启发。在中外交往中,由于各国的知识生产模式、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作者与外国编辑交流,有时甚至会带来一种冲击。例如,1987年,我在杜克大学的“法律与现代问题”期刊发表第一篇论文,编辑告诉我有一道工序叫做文献检核(reference check),要求作者把文章中原文征引的、解读的,提到他人观点而没有指名作者的那些归纳,诸如“主流看法”、“主要国家法律”、“甲说、乙说”等等统统列出文献来源,由编辑一一核对。有些中文文献编辑找不到,就要求你复印之后提供。编辑会把这些文献做成一个档案,与作者的文稿放在一起,以备查考。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文章是经过检核之后才发表的,作者要给读者留下怀疑、查考、检核的机会。我以前并没有接触到这样的论文编辑程序,不仅是开了眼界,而且也认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并不一定在别人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编辑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工作?按波斯纳的总结,就是三个:第一是选择,第二是改善,第三是编辑。

  选择,就是按照期刊固有传统所界定的审美观去筛选可刊登的稿件。有时候,选择是被动的,你只能在作者给你的稿件里面选,如果来稿不多,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有时候,选择是主动的,刚才袁主编和刘主编谈到,他们有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栏目,因而他们会去主动约稿(组稿),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相当于要求作者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定制作品,但定制作品有时很难拒绝,这也是一种风险。 当然,如今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编辑选择,而是通过外部独立审稿机制在进行选择,所谓的“匿名外审”。

  稿件一般都有提升空间,但有时候作者自己不一定很明白,而有经验的编辑却能给你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作者和编辑之间常常会发生文字“能不能改”的争议,但通过编辑而提升文稿,要点是文字,而是布局、结构,例如:一篇重发的文章,编辑也许会对作者说,“是否能写一个后续”。我多年前写过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文章,如果我现在把旧文编入文集,编辑就有理由问我:“自文章发表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有没有跟进研究?”在改革年代,学者的关注常常和“热点”挂钩,而所谓“热点”都是一些尚为稳定的、处于转型期的事物,如:股份制、联营、国企改革等等,在若干年之后回顾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后续跟进,研究就显得不足。

  文稿编辑是非常重要的。如今,我们的学术生产是在为数据库进行生产,所以只能按照数据库可以接受的那些格式来编排学术产品。写一篇文章,如果不按照一定的格式编排,文章是难以进入数据库的。不进入数据库的文章,读者人数和引用率也就很有限。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编辑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做出很大的贡献的。同学们在研究生阶段就从事这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学生编辑这个工作是和研究生教育结合在一起的,编辑工作提升了学生的写作能力、编辑能力和组织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术兴趣。一个好的刊物,当然会给学校带来声誉,能向公众展示学生的水准。

  刚才大家谈到了学生自办刊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波斯纳在1995年发表那篇文章(Richard Posner, The Future of the Student-Edited Law Review,也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学生办法律评论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有特殊性,中国国情生成的特殊性,但参考一下波斯纳的意见也有举一反三的启发。他的批评主要是说什么呢?他说,学生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太年轻,知识、时间和能力都不能胜任编辑工作;学生组成的编辑部,一轮又一轮迅速替换,无法形成可持续性。波斯纳还认为,学生也没有动因去改善刊物,因为任何改善都是在为后人乘凉而栽树,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何况在短短两年任期内也很难完成实质的改善。在波斯纳看来,学生编辑法学刊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但还会存在下去,因为,美国的法学期刊就是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惯性——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批评。

  波斯纳的逻辑、价值判断是什么呢?波斯纳的回答是,学生办法律评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因为法学作品已经发生了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所谓的教条学说(doctrinal scholarship)转向(学科)交叉学说(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这个“教条学说”并不是所谓“纯理论”,而是国内现在流行的“法教义学”。教条学说把理论看成是可以按照逻辑结构摆布和排列的一堆概念和定义,这些概念和定义是自主的、自足的、自我增生的。波斯纳认为,学生编辑的法学评论在以前之所以还能马马虎虎说得过去,那是因为学生编辑的文章都是教条法学,如今,教条法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代教条学说的是交叉学说,诸如:法律的经济分析、批判法学、法社会学、性和法律、种族和法律、政治和法律,也就是说,纯粹的、法学自身的方法论正在不断被稀释。波斯纳认为,学生的阅历和知识都很难胜任交叉学说的编辑工作。自从波斯纳的文章发表之后,二十二年过去了,美国的法律评论还是按照传统的学生编辑模式在运作,而交叉学说的法学也在美国流行了更长的时间,这似乎说明:在交叉学说统领法学的时代,学生依然能够胜任法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波斯纳的批评都有道理的,但并不足以动摇法律评论的传统模式,当然,波斯纳在论文里也预设了辩解,“我并没有指望法律评论会发生改变”。

  中国的学生自办刊物,面对的更多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成为一个瓶颈,也可能带来机遇,就看如何认识和应对。

  在互联网时代,法学期刊的读者群是否发生了改变?如今,给核心期刊写一篇文章,能有几个读者?是不是每篇印成铅字的法学论文都能有一个以上读者?这不是毫无根据的猜疑,而是有现实基础的合理怀疑。发表文章没有人读,不只是作者自娱自乐,而且浪费了很多用来支持发表的资源,包括编辑的人力资源。核心期刊再高级,文章没有人读,没有回应和讨论,那为什么不去写微博呢?如果能用二、三百字的微博把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说清楚,成就感远远超过发表一篇法学论文。说理竞赛的内容之一是比赛简要,用二、三百字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与用二万、三万字才能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两者相比,谁的言说能力更强呢?当然是说话简要的人言说能力更强。现在,能够集中注意力读完一篇长文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未必是人们在互联网时代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缩短了,或许是人们更珍惜时间了;不是说长文没价值,而是说长文要吸引读者,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含金量”,因此,这也就为短文、对话体访谈留下了发展空间。美国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的传统产品主要是三个:书评、学生写的综述(note)和教授或法官写的文章。这些产品能否满足互联网时代的法律信息需求呢?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的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实质改变。

  期刊刊登的作品写给谁看?谁是我们的读者?这是办刊躲不过的基本思考。法学学位论文写给谁看?当然,写给导师看!也许,除了导师之外,答辩委员、校外评阅人也会看,但认真的读者也就那么三、两个人。既然读者只有三、两个人,为什么每篇学位论文都有“立法建议”呢?因为,惯性使然,作者和读者都抗拒不了惯性,都把惯性看成了知识。有些事情是无用功,但是,如果你不能认识到这是无用功,无用功就会世世代代做下去。如果学生编辑的期刊所刊登的文章是写给学生自己看的,那就要考虑:为什么你们同学愿意看同学自己的文章?

  现在,能激发阅读兴趣中文书评比较少,这也是一个缺憾。书评的要义不是褒贬扬抑,而是介绍、推介和阐释。书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有些话与其自己说,不如去发挥别人说过的话。一本好书缺乏书评,那只能说明学界或者缺乏审美观,或者是缺乏成人之美的贡献精神。另一个缺憾就是对话体的作品太少。其实,苏格拉底式法学教育法就是以对话为基础、以质疑引导对话,访谈当然不是质疑,而是用提问去引导深入的探讨。中国的《论语》也是对话体。对话体给读者提供了理解文义的生动而具体的语境。

  最后一个问题是作者群和稿源。现在,作者都愿意在C刊发表文章,因为,教授考核、博士生毕业都是和C刊发表文章结合在一起。局面变得很荒诞,人们不看文章,而是关注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这是一种类似迷信的荒诞,即使有很多人去迎合,也决不会有可持续性的。因为在整个学术传承过程中,这是非常低端、非常边缘化的趋势。

  有些事情,看上去是一个发展瓶颈,但是看明白、想明白了,瓶颈也可以化为无形。现在,纸质刊物分成了若干等级,办刊都受到期刊分等的影响,都是身不由己地纳入了分等排名。但是,电子刊物并没有纳入分等系统,就像“支付宝”当年没有纳入金融许可一样,为什么不可以从电子刊物重新出发呢? 电子刊物能容纳更为准确、简要、灵活、高效的编辑体例,在编辑过程中,电子文本能够容纳的纠错、调整机制又是纸质文本所无法比拟的。波斯纳在1995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说,以后的编辑无须再用纸质稿件(manu),在线编辑将带动电子文稿取代纸质文稿。现在,不止是稿件和稿件编辑的电子化,而是整个期刊的电子化势不可挡。2011年,中欧法学院创办《中欧法律评论》,它实际上就是电子期刊为主、纸质期刊为辅,电子期刊纳入数据库,纸质期刊是根据订户数、赠阅人数而灵活决定的。

  纸质法学期刊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不管它是C刊还是其他刊物,只要政策稍微一变,大厦“崩塌”就在一夜之间,因为它们的繁荣都是政策刺激的。如果学生办电子刊物,受到的限制也更少,不用再去买什么刊号,也不用搞什么“以书代刊”,这样,学生编辑和学院、出版社沟通的成本就减少了。更主要的是,只有通过电子期刊,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文献引用系统,而我们现在的引用系统不仅非常弱,而且每一个刊物有一套引用系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而一些瓶颈性的问题却毫无触动。通过电子期刊,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中文法律文献的引用系统,进而影响法律、案例的编排,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袁方老师,请问贵公众号建设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策略方面的诀窍?其次,我想请教一下方老师对于电子期刊这样一个新颖的载体,在发展思路方面有没有一些系统的建议?

  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公众号也是从零开始,一步步积累到现在的。我认为运营公众号一定要坚持每天都要推送,至少一周推五次,而且其中一定要有原创文章。这是内容上原创性的要求。

  其次是作者方面,要选用优秀的作者,热门的话题,对于新闻事件、热点案例等,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有深度、相对理性的点评,抓热点,抓实践。除此之外,培养自己的作者也很重要,尤其要注意作者的写作方法。

  再次,推送的时间也有讲究。周一选取重磅的内容,比如期刊卷首语,或者重量级的对话,学界泰斗们的文章;周四或周五则相对选取书评类的内容,比如会议综述,或者具有娱乐性,较为轻松的内容。在周末或者黄金周之际,读者处于比较休闲的状态,就要避免推送沉重和严肃的学术话题、报告或学术论文。除此之外,要根据舆情的变化调整发表的内容,不要固守计划一定要具备新闻的敏感度。最后,刚才刘主编也提到,公众号的标题、事件、事件和作者等诸多要素都要达到和谐的融合。以上就是我的解答。

  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对发表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于文字和图像,如何来界定它是否已经发表,这其中涉及到表达形式的问题,在现在的背景下,发表不一定只体现在纸质上,并不是刊登在刊物上才算发表,比如博客,它能容纳的编辑手段就比纸质文本的编辑手段好的多。因此我认为,只要能通过一定的途径让公众了解,就可以构成发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发表的定义完全被改写了,如果现在还是固守着纸质发表的陈旧想法,可能中国就不会有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商业,这些都来源于创造。因此我认为,在现阶段最能解放中国人智慧的,恰恰是电子文本、电子刊物。电子刊物因为受到最少的限制,并且能够容纳大量的信息,可以跟进、容纳评论,恰恰适合我们现在这个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电子刊物比纸质期刊的意义要重大的多。比如SSRN网站,很多时候作者是先把文章放在SSRN上供读者阅读、浏览并提出建议和批评,然后再去找纸质期刊。现在容纳信息量最大的不是哪一个刊物,也不是哪一本杂志或图书,而是数据库,以及像SSRN这样的免费开放平台,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新兴领域你们年轻人应该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电子期刊和纸质书目,是否真的像方老师所说,纸质杂志作为载体已经走向了黄昏,学生期刊以及其他期刊是否需要转移阵地,而一旦需要转移阵地到电子媒体上,就要求具备较高的话题性和新闻性,这时又该如何平衡学术期刊的严肃性、学术性和话题性呢?

  其实电子文本和纸质文本实际上是不冲突的,现如今在搜索杂志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图书馆一份一份翻阅,而是首先进入数据库,比如我就很少去图书馆翻阅杂志,而是采取数据库搜索的方式,以前我们通过藏书来显示自己拥有的知识,但现在,尤其是在中国古籍领域,中英文的电子图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图书馆的容量。所以在这个时代,我并不是说纸质文本会被替代,我不会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或替代消解的过程来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考虑的是,大部分用户选择进入电子数据库的现实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只有进入电子数据库,才有可能吸引读者,因此最有价值的部分应当是在线文本,至于纸质文本,有些对于图书馆有收藏价值,有些读者有单行本的需求,此时满足这样的需求即可。中国现在电子化进展最好的是电子古籍领域,以前找珍藏的书非常困难,而现在利用互联网是最为便捷的方式,这是我们运营任何一个学术刊物的时候不可忽视的前景。

  对于我们学生编辑而言,在现在学术作品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能够提升对于有学术交叉性质的作品的辨识能力或者审校能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建议?

  感谢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把习以为常的东西看成理所当然。中国的法学相较于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中国的法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其是有二级学科的划分,不存在法学和社会学和经济学和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这一个交叉,而是彼此分割的。这就导致学生很早就面临着非常狭窄的知识面,而且学生会把这一领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会认为自己领域内的概念和定义所形成的一套话语认为是纯正的法学。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关键问题是要拥有一个开阔的眼界,而不能像有些学生论文答辩时,导师经常责问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民商法的论文会涉及到刑法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导师实际在概念里面把一些观念上的东西进行了分割,并且是界限非常清楚的分割。实际上任何一个现实的法律现象,都可能既是刑法的也是民法的,既是公司法也是行政法的。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去欣赏和接纳那些不是所谓纯正法学的内容。刚才我在谈话当中也提到,波斯纳认为教条学术的时代在上个世纪便已经过去,我认为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波斯纳认为现在法律评论得以发展是由于教条法学的原因,但是有人询问他,为什么欧洲有大量的教条法学,却没有法律评论的出现,波斯纳回答说,因为欧洲的教育是本科教育,本科学生不足以承担编辑的任务,而美国的教育是研究生教育,所以法律评论才得以发展。因此我认为,拥有开放性的视野至关重要,对于知识,不要把自己封闭在自己专业法律的身份意识里,而是要走出这样的身份意识,这样才能看到好的作品,刊物也才能容纳好的作品,谢谢。

  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你说的那两种方法应该是不矛盾的。不是说其中一个会否定另外一个,可能会是双管齐下。方老师刚才提到了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有很多自己的指标,你要想办出自己特色来,可能就很难去符合它的标准;你要迎合它的标准,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色。你把自己特色做好,也不影响大家去引用你。因为你的影响力大了,大家自然就会关注。所以一开始就做差异化,做自己的特色,并不影响我们进入体制内的评价体系。

  第二个方面你说的是主导,这其实特别好。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意识,就是去引导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还没有被讨论,但应该值得讨论。这也是今年法学期刊年会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希望法学期刊能够引领法学研究,引领法治建设中有关立法、司法、执法层面的一些问题的讨论,前瞻性地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

  我有两点想法,跟各位讨论一下。第一个想法是,是不是学生自办期刊非要去做差异化或者找出市场痛点的工作?我觉得是每个学术性刊物应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中财法律评论》的特色是比较多地涉及到了财经类、商法类的东西;《人律评论》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情怀的东西。特色的东西,就是你的比较优势。学生的优势在于什么?我想可能会是对于数据资料的详尽的分析。那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使用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可能会比我们的老师更为先进。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通过学生自办期刊这个平台来表现出来的。

  第二点想说的是,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学生自办期刊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学术人才孵化器,或者学术人才培育机制。很多作者在学生期刊上往往是第一次发表,学生自办期刊可以让作者形成一个好的学术习惯。我觉得好的东西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学生自办刊物是形成大家互相影响的团体。

  好!谢谢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深厚的问题。从学术发表角度来谈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问题,本质上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何被看待的问题。比如说做律师、做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实务当中遇到了问题,其实就是在理论上怎样找到依据或者如何把它上升为理论的问题。同样我们在理论当中发现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认证,如何形成实证,就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

  刚才面对六位主编,我还保留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学术期刊中发现一些从未遇到,没有进行考虑过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比如去年我们所做的被遗忘权的课题,被遗忘权是一个民事权利,但这个权利在真正规范的学术期刊其实是从未遇到也未接触过的,但在实践中有真实的发生了,比如说在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情,因此有法官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审理,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中国的被遗忘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权利。此时很多人就发现,被遗忘权其实并无法理渊源,也并无理论根据,这就是实践超越理论的事例。因此,如果学术期刊能发表类似于这样的文章,可能就能够解决理论和实务的脱节问题。

  但是我想其中重要的是如何把实践中的问题转化成你的问题去研究,或者说对于研究生来讲,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有价值的而又跟实践有关的理论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你要具备发现和提炼的能力。这就是对你问题的回答,谢谢!